无主之子

本劇描述居住在台灣的外籍移工故事。越南男人黎文誠為了家鄉的父母妻子，來到台灣、登上了漁船，成了台灣的漁工，狹仄的船艙裡頭還擠著另外兩個同樣來自越南的漁工阿海、昌文。文誠和阿海彼此的思想作风、兴趣等相同，很合得来，成為好友，也是受...

《无主之地》是波黑导演丹尼斯·塔诺维奇于2001年拍摄的影片，而正是这部影片助他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与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的殊荣。这也是波黑电影历史上第一次于奥斯卡上斩获奖项。

就《无主之地》这部电影而言，许多人都在探讨它的内容——战争的荒谬、联合国的不作为、记者媒体的无良和种族信仰的分野。这些影片中呈现的立意固然值得去深思和发掘。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丹尼斯·塔诺维奇在电影技法运用上的出神入化。一部电影之所以优秀，不仅仅在于其内容和深度，同样也关乎于技法与形式。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无主之地》给人的感官体验无疑是极其特殊的，因为丹尼斯·塔诺维奇采取了一种极为罕见且极端的画幅——27：9。

这种画面比例运用在电影艺术的情况并不多见，也正是这样，它给观众提供了许多视觉上的新鲜感与冲击力。但是，丹尼斯·塔诺维奇选用这种极端画面比例去构成电影基本画面的做法绝对不仅仅只是为了获取观众视觉上的新鲜感与冲击力，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这种狭长的画面比例能够成功塑造出一种逼仄感，而这种逼仄感正好能够脱离表层镜头意义转而融入电影更深层次的内容中去。

《无主之地》这部电影所叙述的事并不复杂，但丹尼斯·塔诺维奇成功地塑造出了一种战争中个体力量的无奈与无力感。这种力有不逮的无奈感集中体现为影片中的两层宿命，其一，即地雷无法拆除，没有人能够拆除那颗被人压着的地雷，它是无力感产生的戏剧根源。其二，对于这一无法解决的宿命，联合国、政府等一系列权力机构的任何作为都会被新闻媒体所引导，进而被大众舆论唾骂。这就是《无主之地》中的两层宿命——地雷无法拆除，无论怎样努力那个压在地雷上的人都会死去；联合国政府难以处理，无论怎样处理都会被新闻媒体和大众舆论所声讨——所体现出的无力与无奈。

而丹尼斯·塔诺维奇的精准预见力使得电影内容与画面比例呈现出精确的适配性。从镜头语法上来讲，这种狭长的、极长极窄的画面比例构成，如果以镜头中人物为中心的话，它延展了影像中人物的横向空间，却限制了整体影像的纵向空间。这也就是说，这种画面比例能够更好地展现多人同框与横向关系镜头，却掣肘了大全景镜头与纵向个人镜头的发挥。

横向关系镜头

所以，这种画幅可以轻松容纳多人进入画面，却很难呈现单个人的全身镜头。在摄影机给与近景时，所有人物都只能够截取到上半身。与此同时，狭长的画面比例能产生一种竖向的逼仄感，这就类似于一些室内电影中“天花板”的作用。

在电影拍摄时的大多数场景，基本都是在摄影棚当中搭建出来的，而在搭建出的场景中，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天花板的。但在一些电影中导演会别出心裁地将天花板纳入画面之中，这种特意而为之的做法必有其深意所在。例如《公民凯恩》当中，奥逊·威尔斯用天花板去给人物造成一种压迫感，这种压迫使得凯恩的高大与权势始终被某种宿命所压制。

天花板

而在《无主之地》当中，由于外景的限制，天花板的出现显然不合乎现实逻辑。于是丹尼斯·塔诺维奇极聪明地将画幅设置为27：9，这种狭长的画面比例相当于为电影整体盖上了一层“天花板”，因而使影片形成了一种与生俱来和处不在的压迫感，这种宿命般的压迫感贯穿于电影情节始末，也笼罩在所有人物之上。并且，这种狭长画面比例使得天空很难被呈现出来，即便是仰拍镜头也很难匀出多余画面去拍摄天空，这更加使得影片中的人物处于一种始终被宿命压迫和裹挟的生命状态之中。

压迫人物

而这，正好与整部电影传达出的宿命般的无奈与无力感遥相呼应，用狭长画幅挤压人物所造成的压迫感与逼仄感来表达处于战争中个体力量的渺小和受害者必然牺牲、联合国政府必然被被声讨的宿命。这一内容和技法上的辩证统一，为整部电影打下了坚实的基底。

这也就是为何《无主之地》如此优秀的主要原因，它在内容与形式上双双拉满，达到了辩证统一的水平，使得整部电影呈现出一种圆润通透的观感体验。

内容与技法的统一，这一点说得简单，而真正做到的影片却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