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阿郎

1948年，双胞胎兄弟刘金虎和刘金鹏离开家乡，从福建鼓浪屿移居台湾，投靠交通大亨白海生，开始了一段又爱又恨的故事。鲁莽的大哥刘金虎娶了白海生的女儿白玉凤，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商场，却最终走上了绝路；温文尔雅的小弟刘金鹏受不了哥哥的花销……江宏恩饰演刘金虎金鹏双胞胎兄弟。年轻时，他勇敢无畏，积极进取，忠于职守。从福建移居台湾后，在白海生的生意下打工，赢得了白海生的信任和赏识，并将独生女白玉凤许配给他为妻。白剑雄心生嫉妒，担心失去继承人的地位。姜宏恩饰演刘金鹏金虎的孪生兄弟。金鹏聪明好学，与金虎形成鲜明对比！留学归来的金鹏听从金湖的吩咐，冒充金湖接手航运业务，发展成为两岸直航的庞大航运集团。可以说，他是一位霸道而有远见的家族企业领袖，意志力非凡。姜祖平饰演海生的独女白玉凤，美丽大方，重感情。为了保护亲人，她可以不择手段。当白家遇到困难时，他们总是站在第一线面对解决方案。海笙从小就非常疼爱她，后来爱上了金虎并结了婚。陈冠霖饰演白健雄的独子，性格冲动，勇敢无谋，一事无成！丁丽琪饰演周勇，曾是海生的养子。怎舍浮云和蓝天——从《阿郎的故事》到《克莱默夫妇》看家长制和法治之间的我们
1979年的圣诞节前夕，在美国上映了一部片子叫《克莱默夫妇》，获得了第五十二届奥斯卡奖。十年之后，1989年，杜琪峰在香港导演了《阿郎的故事》，成为港片中的经典。我昨晚才看这部电影，流了三次泪，最后我想到的是《克莱默夫妇》中关于相似问题的处理，当然杜导可能也有模仿之的痕迹。
二十几年前的香港，和中国的今天很类似，处于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四处是建设。阿郎就像现在的一个中国民工，他年轻时当混混，泡上了富家小姐波波，生了孩子，结果阿郎死性不改，在波波产期和别的女人乱来，二人发生冲突，波波家人“打掉”孩子，她就只身去了美国。那是1978年的事，十年，阿郎带着孩子长大，而十年也是两部影片相差的时间，波波回来要孩子。
这和《克莱默夫妇》面临一样的问题，就是孩子归谁？克莱默和他妻子自然而然的选择了法律解决问题，虽然克莱默当时也面临再就业，但是他的积蓄拿出来，还是可以打一场官司。而阿郎的积蓄拿出来，只够为小孩买一条癞皮狗。
在影片中，阿郎虽然也因为不识英文合同，提到要让他的“律师”看看，但是他那样的一个工地卡车司机，有什么律师来罩他呢？他换回孩子的逻辑，就是成名或有钱。为了这个，他最后把命搭在了赛车上。
对克莱默而言，在圣诞节前夜一天能找到一个体面的工作，这样的事情在阿郎身上不会发生，他所能做的就是投机，用命一搏。阿郎的故事展现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出路，从奋斗到失败，人们在他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人们消费着那种悲情，“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
正如听到姚洋教授所言，为了要三四千块而回家过年的“民工”，是不会去诉诸法律的。而我这个快三十的人，在中国还没有接触过法庭，法对我们中国人而言，或许总是一个避而远之，尽量不去触及的东西。
这好比一个没有什么身份的中国人去看病，他更愿意找一家私人医院或者诊所，而条件反射式的不去大医院。因为这在他看来，小诊所可以讨价还价，程序的成本低，而自我的主导性更大。这和菜场买菜，网上买打折衣服，看话剧买黄牛票等一样的道理。我们认为在有的“地方”是讨不到便宜的或者会吃亏的。
我们的国家机器何时能给人的感觉不再是冷冰冰的，“为人民服务”这句话何时能不再显得高高在上，或者说“人民”何时能真正的当家作主？或许时间真的能解决这些问题？或许二十几后，我们也会如香港人回望《阿郎的故事》那样显得有些陌生？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已经生活的如同克莱默夫妇？
而相较两部影片，《阿郎的故事》以阿郎的悲剧为结尾，成全了波波和波仔的母子情深，这是一个有结果的片子。《克莱默夫妇》中的小男孩最后虽然归属于父亲，但是母亲并非就以“死亡”告终，母亲还有她的生活，故事还是可以继续。二者相比，前者更多的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悲欢大结局，但是也带有时代的宿命论色彩。后者给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回答，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生活轨迹，以后这种轨迹也还有可能再交叉。
在整个中国式的叙事中，阿郎还是争取波波的归来，希望一家团圆，他也用痴情和怀旧的方式来挽回家庭的悲剧诞生。而克莱默夫妇可以只用瞒着小孩打一场或两场官司就行了，这在他们的环境或者朋友圈里，诸如出庭作证、法律手续等都很正常。而阿郎则是通过朋友的关系、儿子和母亲的亲昵、场景的恋情怀旧等来挽回，如插曲里的“水汪汪的黑眼睛笑态多亲善”。
这基本体现了两种不同社会情境和结构下人的选择，前者更加传统而亲情，后者更加现代而程序，虽然都饱含了人的情感在里面。只是，前者在没有一个社会保障的体系下，个人付出的成本要更加巨大。换而言之，前者是缺乏保障的，后者是有一个有“第三者”（法规）插足的。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有一个“家长”可以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的，而在《阿郎的故事》里阿郎似乎就是一个孤儿，而波波也不听从母亲的劝解，最后母亲的插手，就是打掉孩子，告诉她孩子已经死了。在阿郎的故事里，家长制带来了可怕的结果，也说明了它的危险性。这或许也在于家长是会“亲亲互隐”的徇私舞弊，如此失去了客观和公平性。
而在现代社会，家长制在信息化和个性解放中，慢慢变得脆弱，家长有时甚至主动把选择和决策的权力，交给了儿女。“你们商量着办吧！”而在法治尚且不健全的情况下，儿女的商量也只能如阿郎一样，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减少这种代价的过程，就是我们的现代制度建设的过程。
在父母不灵、法治不全的时代，我们的生存需要更大的智慧，而这也是现代中国刺激的地方，我们痛并快乐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两百年前狄更斯的话，依然受用。
《阿郎恋曲》里唱的“一生匆匆，怎舍浮云和蓝天”，我们匆匆然的一生，在这样的时代，经历着将一去不返的往事浮云，一面怀望着远处的湛蓝天空。“我能望着一片湖，比我们家乡的更秀丽，虽然比较生疏。”这是拜伦的感叹。
2012-6-29，筑思于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