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2019年大河戏是从1912年日本首次参加奥运会，到1964年上届东京奥运会举办。 ……南方周末：我以《东京奥运会》为耻
官方及公众舆论对官方电影《东京奥运会》的批评：
电影太艺术；
没有按奥林匹克宪章的要求记录所有比赛的成绩；
对日本运动员的刻画太少；
电影主要记录的都是无名之辈，比如男子万米跑的最后一名、男 子800米比赛孤独的乍得选手；
影片歪曲了真正的体育竞赛，尤其对铅球、步枪射击和竞走运动员的刻画简直是讽刺；
教育部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向学生推荐这部电影，因为影片的艺术刻画对青少年来说太难理解；
裕仁天皇微笑和摇动帽子的镜头有损威严。
1948年，战后头一届奥运会，因为日本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伦敦对日本关上了大门。成功申办下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日本，自然把这次主办视为改善日本国家形象的重要机会。日本为奥运会下了大功夫。《东京奥运会》的开篇是日出的大特写，几乎占满银幕的太阳可以直接理解为日本国旗的色彩反转效果；紧接着，就是吊车悬起的大铁锤忙不迭砸垮成片老楼房。
为修建高速路、拓宽街道以及其他城市改造工程，东京动迁了5349户居民，平均每户人家得到1000万日元补偿金（当时相当于28000美元）——这笔钱的大约半数就足以买下业主房产，另一半则完全是补偿拆迁为业主带来的不便。很多人选择到市区外围买地新建木结构公寓，自己只住一套，其他的房间都租出去；没用完的钱到银行存定期，利率有7%，或者投入股市，平均市盈率有12%。这笔钱让他们的日子过得相当好，日本媒体不无眼红地把这些动迁户叫作“奥运会暴发户”。
东京新拓宽的城市街道边新种了8万棵树，耗费3.5万美元；城市铁道环线的路基两边也大搞绿化工程。“数十万人在学习英语和其他外语；全国各地进行着友好待客的社会宣传教育。东京的‘奥林匹克运动促进会’目标非常明确：努力促进对奥运会的理解、美化城市、改善公共道德、商业道德和交通道德。增强公民自豪感。”当年的《纽约时报》这样报道，“出租车司机接受了突击式的英语教学，不过日本方面还是给游客打了预防针——他们的口音可能很严重。”
新干线通车、修建首都高速路、建设体育场馆，日本为奥运会总共花费约20亿美元。日本政要和奥委会官员自然希望奥运官方电影集中记录日本运动员的表现和成绩。为了赞美奥运会组织顺畅、体育场馆建设有成，很多人坚持要求官方电影多记录政府部门的领导能力和日本的技术力量。
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上，日本代表团入场（影片截图）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要求，日本大导演黑泽明拒绝了日本奥委会的委托。他们本想请他执导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官方电影，但黑泽明认为，奥委会对创作方面限制太多，自由度不够。1964年1月，日本导演市川昆接过了日本奥委会的这项委任。最终，他拍出的影片在国内颇受指摘，却在1965年戛纳电影节获得评审团大奖。
《东京奥运会》使用164名摄影师，1031台摄影机，57名录音师，拍摄了70小时素材。东京奥运会号称首次真正地进行广泛电视转播的奥运会，但当时为电视转播拍摄的大量素材，市川昆一格也不用。“我想要表现汗水和痛苦，表现人的能力与弱点。”市川昆在影片筹备阶段就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念。
大量的长焦距特写镜头用来表现运动员在比赛开始前一刻的紧张、焦虑。男子100米决赛最终夺冠的美国选手海耶斯，在跑道这端准备的那十几秒，脸上的表情几乎是忧伤的；苏联铅球选手胸前的号码布掉了一角，他的左手神经质地快速反复着蘸唾沫、摸铅球、把号码布往里掖，而大特写镜头随着他的手在这三点间游走，最终直接剪接到铅球重重落地的特写，压根不表现运动员完整的身姿。这跟里芬斯塔尔在《奥林匹克》里极度渲染的力与美大异其趣。
市川昆只用两分多钟就把东京奥运会足球、篮球、水球、曲棍球的比赛一笔带过，却慷慨地给了孤独者和失败者足够的表现。来自乍得共和国的男子800米选手阿迈德·伊萨是这个国家仅有的两名奥运选手之一，无论是在训练场、赛场边、奥运村餐厅还是东京街头，他都是那么孤独；他进入了复赛，却没能再前进半步。男子10000米决赛，最后通过终点的无名运动员同样孤独，最末一圈时整个跑道上只剩他一个了，摄影机仍然跟着他拍摄了大半圈。即便是夺冠的运动员，站在领奖台上的表情也常常看不到喜悦。
幽默也是这位导演极感兴趣的。开幕式放飞万羽鸽子，低飞乱撞的鸟儿扇掉了加拿大女运动员的一顶帽子，别的人纷纷慌张地捂住头。男子竞走比赛，大特写盯住了选手扭动的臀部，再反切到路边背着小弟弟看比赛的男孩，他正笑得开心。雨中的链球赛场，工作人员努足了劲像拔萝卜似的拔出深陷泥土的链球，装上小推车一路坑坑洼洼地送回投掷圈。记者中心里，同样用大量特写刻画叼着烟卷一脸疲惫的记者，无数手指在各种文字的打字机上翻飞，桌子下边脚丫子从高跟鞋里溜出来透口气。《东京奥运会》的主角当然还是运动员，但地位没那么绝对，市川昆的镜头同样努力地捕捉着政要、裁判、观众、游客、天皇。
闭幕式上的运动员入场式欢闹而散漫，据说是因为等待入场的时候有日本清酒招待他们。簇拥的各国运动员把日本代表队的旗手扛在脖子上拥上了跑道。裕仁天皇在看台上摇着手里的帽子，露出两秒微笑。西方的评论说，这意外地体现了国际友谊的入场式真是无与伦比，但日本官方完全不这么觉得。
日本运动员圆谷幸吉（右）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马拉松比赛铜牌，他对没拿到金牌耿耿于怀，4年后，幸吉自杀身亡 （本报资料图片）
1965年3月13日，时长170分钟的《东京奥运会》举行了规格极高的首映，天皇、皇后和诸多内阁成员都到场了。这是日本历史上头一部由天皇和皇后参加首映的国产电影。电影看完，争论激烈。“用这样一部电影作为奥运会的历史记载，我感到羞耻。”时任内阁大臣河野一郎负责东京奥运会的组织工作，他说他无法理解影片在艺术上的“做作”。
其实就在首映之前，市川昆听到一些风声，已经临时给影片里加了数分钟表现日本运动员的素材。他对媒体表示，河野的批评让他感到“震惊”，他“不打算对影片做任何本质性的修改”。
《东京奥运会》仍然在日本公映了。不过1966年，在日本奥委会主持下，还是用市川昆的素材重新剪辑了另一部纪录片《感人至深的世纪》，影片改为按照奥运会时间顺序叙事，且集中刻画日本运动员的表现和成绩。虽有日本议会的体育界议员大力推广，《感人至深的世纪》在日本影评界却没得到什么好评。
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5275
官方及公众舆论对官方电影《东京奥运会》的批评：
电影太艺术；
没有按奥林匹克宪章的要求记录所有比赛的成绩；
对日本运动员的刻画太少；
电影主要记录的都是无名之辈，比如男子万米跑的最后一名、男 子800米比赛孤独的乍得选手；
影片歪曲了真正的体育竞赛，尤其对铅球、步枪射击和竞走运动员的刻画简直是讽刺；
教育部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向学生推荐这部电影，因为影片的艺术刻画对青少年来说太难理解；
裕仁天皇微笑和摇动帽子的镜头有损威严。
1948年，战后头一届奥运会，因为日本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伦敦对日本关上了大门。成功申办下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日本，自然把这次主办视为改善日本国家形象的重要机会。日本为奥运会下了大功夫。《东京奥运会》的开篇是日出的大特写，几乎占满银幕的太阳可以直接理解为日本国旗的色彩反转效果；紧接着，就是吊车悬起的大铁锤忙不迭砸垮成片老楼房。
为修建高速路、拓宽街道以及其他城市改造工程，东京动迁了5349户居民，平均每户人家得到1000万日元补偿金（当时相当于28000美元）——这笔钱的大约半数就足以买下业主房产，另一半则完全是补偿拆迁为业主带来的不便。很多人选择到市区外围买地新建木结构公寓，自己只住一套，其他的房间都租出去；没用完的钱到银行存定期，利率有7%，或者投入股市，平均市盈率有12%。这笔钱让他们的日子过得相当好，日本媒体不无眼红地把这些动迁户叫作“奥运会暴发户”。
东京新拓宽的城市街道边新种了8万棵树，耗费3.5万美元；城市铁道环线的路基两边也大搞绿化工程。“数十万人在学习英语和其他外语；全国各地进行着友好待客的社会宣传教育。东京的‘奥林匹克运动促进会’目标非常明确：努力促进对奥运会的理解、美化城市、改善公共道德、商业道德和交通道德。增强公民自豪感。”当年的《纽约时报》这样报道，“出租车司机接受了突击式的英语教学，不过日本方面还是给游客打了预防针——他们的口音可能很严重。”
新干线通车、修建首都高速路、建设体育场馆，日本为奥运会总共花费约20亿美元。日本政要和奥委会官员自然希望奥运官方电影集中记录日本运动员的表现和成绩。为了赞美奥运会组织顺畅、体育场馆建设有成，很多人坚持要求官方电影多记录政府部门的领导能力和日本的技术力量。
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上，日本代表团入场（影片截图）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要求，日本大导演黑泽明拒绝了日本奥委会的委托。他们本想请他执导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官方电影，但黑泽明认为，奥委会对创作方面限制太多，自由度不够。1964年1月，日本导演市川昆接过了日本奥委会的这项委任。最终，他拍出的影片在国内颇受指摘，却在1965年戛纳电影节获得评审团大奖。
《东京奥运会》使用164名摄影师，1031台摄影机，57名录音师，拍摄了70小时素材。东京奥运会号称首次真正地进行广泛电视转播的奥运会，但当时为电视转播拍摄的大量素材，市川昆一格也不用。“我想要表现汗水和痛苦，表现人的能力与弱点。”市川昆在影片筹备阶段就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念。
大量的长焦距特写镜头用来表现运动员在比赛开始前一刻的紧张、焦虑。男子100米决赛最终夺冠的美国选手海耶斯，在跑道这端准备的那十几秒，脸上的表情几乎是忧伤的；苏联铅球选手胸前的号码布掉了一角，他的左手神经质地快速反复着蘸唾沫、摸铅球、把号码布往里掖，而大特写镜头随着他的手在这三点间游走，最终直接剪接到铅球重重落地的特写，压根不表现运动员完整的身姿。这跟里芬斯塔尔在《奥林匹克》里极度渲染的力与美大异其趣。
市川昆只用两分多钟就把东京奥运会足球、篮球、水球、曲棍球的比赛一笔带过，却慷慨地给了孤独者和失败者足够的表现。来自乍得共和国的男子800米选手阿迈德·伊萨是这个国家仅有的两名奥运选手之一，无论是在训练场、赛场边、奥运村餐厅还是东京街头，他都是那么孤独；他进入了复赛，却没能再前进半步。男子10000米决赛，最后通过终点的无名运动员同样孤独，最末一圈时整个跑道上只剩他一个了，摄影机仍然跟着他拍摄了大半圈。即便是夺冠的运动员，站在领奖台上的表情也常常看不到喜悦。
幽默也是这位导演极感兴趣的。开幕式放飞万羽鸽子，低飞乱撞的鸟儿扇掉了加拿大女运动员的一顶帽子，别的人纷纷慌张地捂住头。男子竞走比赛，大特写盯住了选手扭动的臀部，再反切到路边背着小弟弟看比赛的男孩，他正笑得开心。雨中的链球赛场，工作人员努足了劲像拔萝卜似的拔出深陷泥土的链球，装上小推车一路坑坑洼洼地送回投掷圈。记者中心里，同样用大量特写刻画叼着烟卷一脸疲惫的记者，无数手指在各种文字的打字机上翻飞，桌子下边脚丫子从高跟鞋里溜出来透口气。《东京奥运会》的主角当然还是运动员，但地位没那么绝对，市川昆的镜头同样努力地捕捉着政要、裁判、观众、游客、天皇。
闭幕式上的运动员入场式欢闹而散漫，据说是因为等待入场的时候有日本清酒招待他们。簇拥的各国运动员把日本代表队的旗手扛在脖子上拥上了跑道。裕仁天皇在看台上摇着手里的帽子，露出两秒微笑。西方的评论说，这意外地体现了国际友谊的入场式真是无与伦比，但日本官方完全不这么觉得。
日本运动员圆谷幸吉（右）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马拉松比赛铜牌，他对没拿到金牌耿耿于怀，4年后，幸吉自杀身亡 （本报资料图片）
1965年3月13日，时长170分钟的《东京奥运会》举行了规格极高的首映，天皇、皇后和诸多内阁成员都到场了。这是日本历史上头一部由天皇和皇后参加首映的国产电影。电影看完，争论激烈。“用这样一部电影作为奥运会的历史记载，我感到羞耻。”时任内阁大臣河野一郎负责东京奥运会的组织工作，他说他无法理解影片在艺术上的“做作”。
其实就在首映之前，市川昆听到一些风声，已经临时给影片里加了数分钟表现日本运动员的素材。他对媒体表示，河野的批评让他感到“震惊”，他“不打算对影片做任何本质性的修改”。
《东京奥运会》仍然在日本公映了。不过1966年，在日本奥委会主持下，还是用市川昆的素材重新剪辑了另一部纪录片《感人至深的世纪》，影片改为按照奥运会时间顺序叙事，且集中刻画日本运动员的表现和成绩。虽有日本议会的体育界议员大力推广，《感人至深的世纪》在日本影评界却没得到什么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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