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雪云1
剧情介绍
早在八月中旬，刘杰导演的新作《宝贝儿》入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展映的海报乍一出炉，便在影迷圈炸开了锅。大家都纷纷感慨，有生之年竟能看到杨幂与侯孝贤的名字同框，着实是活久见。而与此同时，《宝贝儿》所聚焦的“弃婴”这一争议性话题也备受关注。
据2010年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大约有弃婴10万名，较上世纪80年代的5000名、90年代的5万名大幅增加，其中大多数是残疾儿童或女童。而2010年的《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显示，寄养在非亲属家庭与其他供养方式的孤儿占到孤儿总数的17.9%。弃婴问题，绝对是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而大家最为关心的是，向来观众缘极差的“大幂幂”，这次是否真的得偿所愿摆脱了演技灾星的头衔。
近日，随着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开幕，我们也终于得见了入围影片《宝贝儿》的庐山真面目。这部颇受争议的新作究竟品质如何，作为第一批观众，我首先便可以来回答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这次，杨幂的演技真的炸裂了吗？绝对没有。
那杨幂在《宝贝儿》中的表演达到角色要求了吗？我也敢说，绝对达到了。
回想这一年，我们最常将“演技炸裂”安放在哪些演员的表演中呢？比如《小偷家族》中的安藤樱，仅仅一段固定的凝视长镜头，便将人物内心对成为母亲的渴望与残酷现实的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比如《遗传厄运》中的托尼·科莱特，用“歌剧式的表演”将恐惧感传递给银幕前的观众；再比如《犬舍惊魂》中的新晋戛纳影帝马尔切洛·丰特，不动声色地演活了小人物唯唯诺诺又渴望反抗的性格。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影片中的高光时刻，往往都是将演员置身于故事漩涡中心，从而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演技爆发点。
安藤樱《小偷家族》托尼·科莱特《遗传厄运》马尔切洛·丰特《犬舍惊魂》那么《宝贝儿》呢？尽管杨幂饰演的江萌是全片的唯一女主角，但整部影片并不是以人物情感作为推动力，而是将故事本身作为叙事的核心线索。难得的是，刘杰导演没有以“卖惨”为噱头，无论是主角在激烈冲突对撞时刻的情绪爆发，还是本可以进行更加商业化操作的煽情泪点，都在导演极尽克制的镜头语言下被抽去了情绪发散。这样作者型的创作方式，其实在以往的国产电影中并不多见。
在我看来，这便是本片最大的亮点——冷静。
相较于极尽所能地利用情节冲突和情绪张力，来编排人物弧光和叙事泪点的电影，刘杰导演的《宝贝儿》却只用最简单的跟拍、固定镜头，在景别上的选取也多采用中景和远景，反而并没有太多的特写。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杨幂的演技经不起面部特写。但正如卓别林所言，拍悲剧才要用特写。想来刘杰导演并不想把《宝贝儿》拍成那种哭天抢地的催泪悲剧，他的创作美学一如既往地更趋向于冷峻的旁观者视角。
影片《宝贝儿》反映的第一个社会议题，来源于两位主角的人物设定——弃婴；准确说，是残疾的弃婴。
影片中的江萌被亲生父母遗弃，在社会福利机构安排下被寄养在一对无儿无女的乡下老人家里。养父早已去世，只有年迈的养母与她相依为命。而残忍的是，艰难长大成人的江萌就要被迫离开这个从小生活的家庭，孑然一身的养母也只能被送去养老院安度晚年。
导演在电影开篇便隐晦地展现了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寄养弃婴的家庭可以按月领到政府补贴，因此有不少农村家庭借机谋取利益。这便与江萌的寄养家庭形成反差——患有先天无肛症的女婴江萌，正是在寄养家庭视若己出的照顾以及接二连三的手术下，才最终得以生存下来，幸运地拥有了生命的权利。
生而为人，注定难免情感纠葛。所以已经成年的江萌不愿离开年迈的养母，更不愿意让养母孤身一人留在养老院里。这样一种乌鸦反哺的报恩行为，却被法律无情地阻挡住了——被寄养的孩子的监护权不因寄养关系而转移，因此弃婴最迟在成年后就需要回到福利机构，自谋生路。
江萌不理解这种制度的合理性，所以她倔强地逃避这个问题，通过工作来证明其有赡养老人的能力。从江萌的角度而言，报答抚育之恩是人之常情，观众们也很容易设身处地想到这一层，并产生共情；但从社会角度而言，为了不让寄养家庭承担道德的压力，政府强制执行这一制度，也确有其长远考虑。
而《宝贝儿》反映的第二个社会议题，就是本片的核心矛盾——父母是否可以决定已经出生的残疾婴儿的生死。
据2012年的《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的统计内容，我国每年出生后患有先天性缺陷残疾的孩子，大约占全部新生儿的5.6%，每年新增的出生缺陷数约100万例，平均每半分钟就有一个出生缺陷儿降生。
导演刘杰透露，制作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就是因为身边的朋友遭遇了一个痛苦抉择——是否要放弃一个先天重度脑瘫的亲生骨肉。在三天的决策时间里，刘杰导演的那位朋友不眠不休地挣扎在痛苦的深渊里，最终决定让孩子活下来。如今，他们带着孩子在宁静的郊区生活着，妻子也为此放弃了自身事业的大好前景。
也是在那段时间里，刘杰导演在北京郊区的一家福利院里，发现原来有众多的残疾儿童被遗弃。而那个郊区的村子竟然有1200多个残疾孤儿以寄养的方式生活着。
刘杰导演想不通自己朋友做出的选择是否值得，也感慨于太多被遗弃的残疾孩童生活在不为人知的边缘角落，刘杰导演遂决定用镜头记录现实一角，也便有了《宝贝儿》这部电影。
在影片中，郭京飞饰演的徐先生做出了自己的抉择——放弃亲生缺陷儿。对于这个决定背后的思量，导演进行了留白，放弃了“卖惨”的商业片拍法，但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似乎无情的决定——经济实力问题。
徐先生的设定是年近四十的男人，虽然还称不上老来得子，但在传统生育理念下，孩子也算来之不易，万万不会轻易抛弃。但天生残疾，意味着数不尽的手术，意味着很可能没有未来的人生，意味着毫无尽头的医药费支出，意味着上天给这个新生命与中产阶级家庭的毁灭性痛苦。
所以，徐先生选择了放弃。而与此同时，他也选择了隐瞒妻子真相——这个白色谎言，便是对这一父亲角色复杂性的丰富。一方面，他出于保护妻子的目的，选择了单方面承担抉择的痛苦；另一方面，这也是他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放弃选择不认可的体现。人物备受煎熬的内心困局，我们足以感同身受。
矛盾的另一端，便是江萌主张的“救”。如今已长大成人的她，看着眼前这个与她同病相怜的缺陷儿，仿佛看到曾经的自己要被无情剥夺在这世上生存的权力，自然心生不忍。而其对救治的坚持，更是透露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狠劲，与全片贯穿始终的倔强形象高度相符。
或许是与养母的相依为命带来的情感维系，尽管作为弃婴，作为一出生就被父母判了“死刑”的孩子，但经历着病痛长大的江萌，始终坚信“没有哪个妈妈是不要自己小孩的”。我想，这也是她拼命想去说服孩子父亲改变决定的最重要原因吧。
事实上，江萌这一角色十分不讨喜。尽管对于“父母是否有权力决定一个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婴儿的生死”这一议题的讨论十分复杂，但作为一个旁人，对他人家庭的无端干涉是否符合道德，观众心中往往都有着明确的态度——别人家的事，外人何须多管闲事。
这背后其实还牵扯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群臣父子”关系。“君叫臣死，臣得死；父要子亡，子必亡。”如今，这类封建糟粕虽然无人再提倡，但其反映的软权力高下关系却依然根深蒂固。所以，尽管国外普遍将新生儿的生命权定义在其个体身上，国内大部分人依旧认为父母是有权决定一个重残孩子的死活的。
而这种观念导致父母在这一困局中做出的“救或不救“的决定，都有出于感性或者理性的解释。然而这背后，又岂是单纯的对或错就能说得清的？
除了最明显的对立双方，影片中的警察、福利机构以及陪伴在江萌身边的另一位聋哑人也都是不同观念的体现。或者说，是浓缩着观众想法的输出代表。
警察是执法机构，他不会偏袒任何一方，主要起到调和双方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他既会劝阻江萌的执着，也会调查徐先生的行为是否合法。而福利机构向来偏感性，所以也会关心婴儿的死活，防止弃婴的出现，但不会插手其中，只有适度的出于道德的劝说。
这双方，可以说是社会大众的缩影。而在影片中，也可以直接看作是江萌的反对者。
那么江萌的支持者呢？影片中的小军，一直是守护江萌的暖男形象，但其更多地是出于对江萌的感情联系。他不愿意拯救孩子，认为残疾的孩子长大以后，也不过都是“和我们一样”；但他也不愿江萌孤身犯险。其聋哑人身份，也正是这场纷争中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如果被救治的孩子将永远生活在病痛里，那放弃治疗是否才是最好解脱？
可见，尽管本片中的重要人物不多，但在这看似只是“救与不救”的抉择下，导演利用人物身份达成了全方位的多元对立关系。而在这多元的对立中，冷静、客观、没有立场介入的导演自身观点退出，使得画面有了一定的高级感。
毕竟，现实不正是如此，哪有唯一的答案。
老实说，在这么复杂的社会议题下，杨幂没有尽可能地以更加细腻的表演来表现人物心理状态转变，实在可惜。而且尽管看得出其在南京话和手语的学习中下足了工夫，但偶尔突然夹杂的京味儿口音，实在令人有些出戏。但这也不能掩盖其在台词上的设计亮点——重复。
在影片中，江萌有大量台词都是重复的，对警察的询问往往也是躲躲闪闪、闪烁其词——这是极为符合人物设定的展现。对于残疾人而言，天生的疾病往往关联了全身的器官，杨幂选择通过语言表达能力的缺陷来体现这一点。而对警察询问的答非所问，也生动表现了其不知如何回应对方的胆怯心理。
总体而言，杨幂的表演中规中矩。不过，陪伴其左右的聋哑人小军的饰演者李鸿其，一定能借此获得不少人的赞许。全片没有一句台词的他，仅靠着眼神便演出了对江萌的疼爱，以及作为一个边缘人群在社会环境下的不自然与不自在。这样的演技，后生可畏。
而另一位主演郭京飞，对他所饰演的徐先生这一复杂角色的把控也十分到位。那种心力交瘁感，在只言片语中表现得十分真实，估计这也得益于其在表演前刻意不眠不休整整三天，才达到的浑浑噩噩的状态。
除了三位主演，其余演员皆是当地的素人；影片中出演警察和福利院院长的演员更是本色出演。由此，不得不佩服刘杰导演的执导，不仅看不出素人演员们的表演痕迹，也不会有小成本独立电影的通病——生硬感。
而对于这群演员来说，最折磨人的地方，便是导演的无剧本拍摄手法以及重复拍摄。导演刘杰说，他并没有创作剧本，只写了五页纸的故事大纲，为的是避免台词的设计感。因此，无论是江萌还是其他群众演员，所有的台词都是演员们在代入情境后自然而然的对话。这无疑增加了表演的真实感，同时也减弱了某些主旨台词的刻意感。
而这90分钟时长的影片，却整整拍了一年。为了找到导演最想要的感觉，整个剧组重拍了两次。最终的呈现，可以说是三部影片的剪接。
回归到影片本身，在手持摄影与冷色调的处理下，影片既不强调戏剧冲突，也不强调情感对撞，而是以平静的步调让我们关注了残疾婴儿这一群体。对于每一个初为人母与人父的人来说，一个家庭里的新生命都是“宝贝儿”的存在。那么，如果我不完美，我还是你们的宝贝儿么？
对于生命个体而言，活着本身就是充满了希望。在不确定的人生走向中，我们照样看见了霍金、史铁生等人的伟大，又有谁会强调他们是“不完美”的呢？
对先天性残疾婴儿的亲人而言，救与不救都只是关乎道德的决定而已。但无论选择了哪种决定，都应该负责到底而不是选择抛弃孩子。毕竟，抛弃这一行为，显然已经关乎到人性层面。
对普通人而言，生命从来不该以身体的健康程度来作为“完美”的定义标准。坚信平等，给予善良，给所谓“不完美”的生命提供一个平等的生活环境，让更多“不完美”能够呈现在阳光之下。毕竟，阳光会眷顾每一片叶子的汲取，无论其是否完整。
所以我很庆幸，在现实题材影片接踵而至的2018年，能够在影院里看到有关“不完美”生命的探讨，以及那些被我们忽视却终究不可忽视的新生命。
影片结尾处，一直执拗的江萌听从了朋友的建议，打算去办理残疾症。她坐在椅子上等待着检查，似有忧虑地望向远方。那一刻，曾扎根在她身体里的犟，突然消失了。那么她对自己之前的执着，是否有所改变呢？
答案，在每个观众的心中。
作者| 此去经年；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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