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门几丈高

一条河流，世界上最危险的水道。一个英国人顺流而上寻找新的商业市场。一座古老的城市，在汹涌的潮水中已经听到了关门的声音。这是19世纪末的一场摔跤。一边是清廷和重庆人，一边是雄心勃勃的英国冒险家。

如果说五集纪录片《城门几丈高》是一条穿越百年历史的时光隧道，那么作为开篇的《朝天门》，就是这条“隧道”的入口。 19世纪末，当闭关锁国，故步自封，腐朽的东方帝国被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来自西方的探险家、商人和他们背后的资本，便紧紧盯住了长江上游的广袤内陆。1898年，一个名叫立德乐的洋商，驾驶着小轮船“利川”号抵达朝天门码头。从此，列强势力争相涌入重庆，纷纷抢占中国的内部市场，培养起自己的势力。面对列强的虎视眈眈，晚清重臣李鸿章也在千方百计阻止他们向长江上游渗透。轮船招商局也没有辜负李鸿章的厚望，占领了川江航运先机。但是好景不长，这个腐朽的王朝最终也没有挡住列强入侵的步伐。这一切，也让近代重庆的开放史，成为一首充满不屈和抗争的史诗。随着重庆城门缓缓开起，古老的巴渝大地上，渐渐留下了工业文明的印迹。而重庆城和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的命运，也就此迎来了一场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 1900年，洋商立德乐又造了一艘更适合川江航运的轮船“肇通”号，聘请英国人蒲兰田为船长，于当年6月20日驾驶“肇通”号抵达朝天门码头。因此一个巨大的机遇出现了——谁能在湍急的川江推行近代航运，谁就能在长江上游和中国广袤的西南内陆地区占得先机！而这一历史重任，落到了轮船“蜀通”号身上。此后，这艘“东西合璧”的轮船在完成运输任务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川江航行的宝贵水文数据，也制定了川江标准化航运的一系列规制规范。随着川江航道被打通，近代航运业蓬勃发展，雄踞长江上游的重庆，自然而然地成为航运重镇。但是人口激增，拥挤、混乱成为彼时重庆的常态。这让当时主政重庆的名将潘文华决定：顺应城市发展需要，打破“九开八闭”的束缚，扩建城市！此后大半个世纪，重庆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不断地拓展和优化自身的轮廓，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城市布局。 第三集“潮水来”我觉得是最热血的一集，商人，生来就是逐“利”的。然而，在近代重庆的舞台上，渝商们明知敌强我弱，明知力不能敌，但还是为贫弱的祖国而战！邓命辰在今渝中区大溪沟开办了全川第一家近代化工厂——“森昌泰”火柴厂。凭借物美价廉的优势，“重庆造”火柴迅速击退了一系列的“洋火”，点亮了重庆民族工业的第一束光。江津人何鹿蒿东渡日本之后回到重庆，开办了一家玻璃器皿厂。由他和工人们亲手搭建的圆炉和高达23米的烟囱，也成为了重庆最早的工业熔炉建筑。 留日归来的杨希仲在父亲杨文光支持下，兴办“聚兴诚”银行，在金融战线竖起了“实业救国”的大旗。但随着重庆王家沱被划为日本租界。渝商们原本倚重的成本和物流优势荡然无存，一大批民族工业破产倒闭。面对激烈竞争，渝商们既不愿裁员，也不愿在强敌重压之下退缩，他们想方设法与之周旋，在重庆上演了一幕幕悲壮的商战史诗。 舵把子”，即“掌舵人”。重庆大名鼎鼎的爱国实业家、民生轮船公司“掌舵人”——卢作孚。作为中国同盟会会员，卢作孚曾投身革命救国的伟大事业。在北碚，卢作孚在国际友人守尔慈帮助下，修建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他所建设的现代城镇的样本，让北碚成为重庆的“小上海”。他又动员成立峡防局少年义勇队，作为维持社会治安的新军。兴办教育、推动科研、改进公共卫生服务……就这样一整套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在卢作孚的手上建立了起来。但随着东部国土渐次沦陷，陪都重庆成为中国抗战的大本营。然而，在向重庆撤退的过程中，大量人员和重要物资聚集在入川门户——湖北宜昌。如果不能尽快撤入陪都，这些人员和物资就可能沦入敌手！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临危受命，带领民生轮船公司和无数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发动了一场被称作“中国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行动——在短短40余天内，3万多人员和9万多吨重要物资成功撤到重庆，为中国抗战保存了实力。时光荏苒，“舵把子”卢作孚的故事，也已经成为重庆人矢志报国的代表和传奇。 闲暇时，重庆人最爱的就是三五好友聚到一起，“摆龙门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