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以辰光挽君心

开局莫名其妙出现到井里？这是什么鬼畜重生！好不容爬上来，却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居然还是，帅府继承人的小媳妇？

比起当代新儒家通过重建家庭中的不平等来恢复社会秩序的滔天脑洞，《琅琊榜》这个通俗作品，误打误撞，倒更有“开新”的理论勇气了。

《风起长林》作为《琅琊榜》的续集，故事大不相同，但滋味似曾相识，甚至犹有过之。至此可以说，这套设定和世界观在观众心里立住了。再换一群人物，另讲一个故事，譬如炖菜换了主料，但决定滋味的，其实是高汤（鸡汤？）。 于是也大概到了能够品评这锅汤底的时候，换句话说，现在可以问，看这个系列，到底看的是什么？

制作水准和演员表现自然是最直接的答案，但这些都是形而下的“器”，这个系列能站稳，还是有“道”在其中。无心或有意，它企图从中国古典传统中找出适合于现代社会的审美趣味与道德感召，拔高一点，甚至可谓是“再造文明的尝试”。这般企图在网络小说中已酝酿许久，至此蔚然成风气，也是十年树木，终于桃李成林。

一方面，《琅琊榜》与十多年前到达顶峰的“历史正剧”旨趣不同。“历史正剧”多是深沉的影射史学，但《琅琊榜》却是一种浅白的理想诗学。架空背景所抛弃的，不仅是历史坚硬凝固的形态，也是借古喻今的春秋曲笔。《琅琊榜》从头就没有想讲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甚至故事本身可能也不是重点所在。它着力经营的不是真实历史或当下现实中世事的逻辑，而是某种人物在某种可能命运中的感情和反应。这些“可能”，只对作者的想象和心仪的理念负责，不想费心遵守任何既有的事实或规律。于是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设定，其实都做得马虎，《风起长林》开篇就是“中书令”和“内阁首辅”站在同一个朝堂上，有一种令人震惊的穿越感。但它本来也没有想字字有来处，它要讲的是童话。另一方面，作为童话，它也与武侠故事不同。后者天生带着传奇的性质，颠簸动荡，奇巧炫目，却又被有意识地写在历史的夹缝里。在成名大师们的笔下，武侠小说有意地保持与传统雅文化的距离，落笔在民间社会，这大概也与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学风气有关。《琅琊榜》则反是，虽然并没有真的化用多少雅文化，却是在有意地创造它的对应物。在武侠故事中，读者清楚地知道“江湖”只是一个侧影，而《琅琊榜》却想给出某个世界的“正面”肖像。二者看待中国古典遗产的心情，大为不同，与时代风尚也似有关联。

《琅琊榜》以“传统风骨”自命，它表现的却绝不是纯粹的中国古典理念。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早就指出，在中国传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遵从血缘的“差序格局”，是非曲直不能一言断之，要看远近亲疏，高低贵贱。而修齐治平，家国一体，传统社会的理想秩序，就是亲亲尊尊，父父子子的家庭秩序的延伸，所谓“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这种秩序中少有适用于每个人的法则（“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人在其中的位置，却又是固定的。而现代社会依赖于陌生人之间的契约与信任，是非曲直须能以一言断之，有许多人人都需遵守的法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在其中的位置，从理论上说，却并非固定。无怪乎现代社会的情感叙事中，爱情会被摆在极为显要的地位。人类所有深挚的情感中，大概也唯有这一种是从陌生人开始，最后却可以演变为社会单元的粘合剂。从表面上看，《琅琊榜》系列并不突出爱情，却以浓重笔墨表现了许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理想场景，似乎是很“传统”的了。而可堪玩味者，其中最深沉的父子兄弟之情，几乎全都无关血缘。这对于所谓“人伦”，无疑是“偷梁换柱”，忠诚亲爱，须以两不相负为前提。而第一部中的梅长苏，第二部中的萧庭生，都曾当着皇帝的面说了大不敬的话，那两番话里的意思，都是皇权的崇高需要得到合法性的保证。是以《琅琊榜》系列中所有的情感与关系，实则都是从个人出发，以对等为原则。这诚然不够复古，但却不能算是缺点。比起当代新儒家通过重建家庭中的不平等来恢复社会秩序的滔天脑洞，《琅琊榜》这个通俗作品，误打误撞，倒更有“开新”的理论勇气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琅琊榜》系列最光明的前途，大概就是发展成中国的《权力的游戏》。架空历史与奇幻文学在西方，由来尚矣，西方作者对这个体裁的精熟，中文世界的作者们还不能比肩。此类创作的根柢，正是“貌合神离”的置换，把历史材料打乱组合，搭一个能逞己意的舞台。《权力的游戏》总体上以欧洲中世纪社会杂糅魔法元素，但人物理想主义的方面，也时时见到现代的价值观。勇敢、守信、公正、仁慈，珍惜亲情和荣誉感，这些固然可说是中古风貌和现代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对奴隶制的反思等等，则远超出中世纪骑士精神的范畴。《权力的游戏》高明之处，不仅在于电视剧的制作水准，更在于原著小说有文学野心，立志在史诗故事中描写复杂多面的人物，高贵与卑劣并出，清明与愚顽同在。这也当然不是中世纪史诗的题中之义，而是现代小说的自我要求。

目前的《琅琊榜》系列暂时还看不到这样的野心，在两部电视剧中，都有近乎完美的人物。说到底，它还是一个中国观众喜闻乐见的故事，奸臣害忠良，为国存大义，历来通俗戏曲中多有。第一部作为一个昭雪冤屈的故事，天然能找到正义的支点，到了第二部，则更倚重“家国情怀”。剧中设定近似中古，与这个观念其实有内在的紧张。譬如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田晓菲用深情笔致描绘过的那个萧梁， 那时贵族的心态，征诸《颜氏家训》，为人立身固然有许多准则，但不仅认为“君臣固无常分”，也不曾把天下兴亡揽作自己的责任。在真实历史中，家国观念的兴起与皇权的集中与科层制的壮大同步，成于明末清初，又得到近现代国族思想的加持。然而科层制中的楷模，是明君清官，而不是不拘小节，风骨超然的“贵族英雄”。《琅琊榜》把近世认可的超越性价值和有个性魅力的人物加以综合，正如其想要在一部作品中同时表现“庙堂”与“江湖”一样，其实给完善故事的逻辑性带来了不少难度。毕竟，要在架空背景中抵抗真实世界的逻辑，也是需要翔实的设定作为后盾的。

乔治·马丁曾自承写《冰与火之歌》的初衷之一，就是反对托尔金式黑白分明的世界观和对战争的浪漫化。他作为越战一代的价值底线，无疑决定了整部作品的基调。从《琅琊榜》中，或许也能隐约看出一点主创们的价值底线。两部下来，赤焰军和长林军打了好几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争，亲历者言及之，无不激昂悲壮。在这里还保留着最后的，却是最重要的“差序格局”，为国征战有不证自明的道德意义。虽然在很多地方，也能看出作者力图对统摄一切的“家国”进行超越，但这毕竟还是剧中最直接、最有力的正面主题。《风起长林》的结局落在良将名医相携归隐，悲欣交集，韵味颇为悠远。但从始至终，在“家国天下”的暖风裹挟中，观众都没有机会发现，他们一个以杀人为使命，一个以救人为志业，竟然从未面临理念之争。这当然也并不令人惊讶，即使到了现代，在胡适、傅斯年那样的自由主义者们那里，国家也是超越性和崇高感的来源。如果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家国天下”就是这宗教中所崇奉的一尊主神。要拨动中国观众心弦，也终须来到这无字牌位前，诚心正意，酹酒致奠。